“老李!你……”青年人从李冬生的神色中理解了事情的严重，便说不下去了。

“指导员，你好好养伤，用不着太难过。”李冬生朝着这个青年人——三连指导员张孟华喃喃地说，“没找着。”

“啊?”张孟华无力地按住床沿。

李冬生猛地一敲桌子，震得桌子上的油灯灯光一闪一闪。他暴躁地说：

“山上、山下、每一条沟、一个草丛，我们都找遍了。连敌人的每一个尸首都翻过来看了看，他们三个连尸首都没有。就是在山下边找到了孙英的一个挎包，我判断，他们是跳岩了。可是，也得有尸首啊!”

张盂华看着李冬生那副满脸通红、紧皱眉头的样子，连忙说：

“老李，不要着急。何强是个有经验的同志，又加上是三个人在一起，既然没有尸体，那就是说，他们还活着。”

“活着，活着。”李冬生一屁股坐在木凳上，木凳被压得吱吱地响。他盯住张孟华，“你知道，那一带全都是敌人。要活着，现在他们就找到队伍了。”

“是啊!”张孟华点头同意，“离开队伍可真受不了哇！”

“那当然了。你说他们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路线，不知道任务，不知道敌情。他们和你不一样，你虽然也要留……”李冬生猛地卡住了。

“不，老李，我考虑好了，决定不留，能行!”张孟华从床上蹦下地来，好像这一蹦就表示出自己是健康的。

李冬生立刻站起来，瞧了瞧指导员，发现他没有披上衣服，便连忙从床上拿了衣服披在他身上，又扶着他，重新强迫地将他按倒在床上，并且给盖上了被子。这一切，显得那么急骤、紧张、慌乱。李冬生也摸不清自己的一双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发起抖来。

“老李，好同志，我明白得很，上级要留下我，看我伤势重，”张孟华猛地掀开被子，又跳下床，在屋里来回地走着。他丝毫也不掩饰这种极端激动的心情，他大声地说：“叫我离开红军，离开党，我成了个什么人?我，我从一九三o年当红军，我身体差，生过重病，受过两次重伤，可是每次行军、战斗、转移我都行，为什么这次就不行呢?”

“这次与过去不同呀。”李冬生打断张孟华的话，又继续说：“听说一方面军走了一年才到目的地，何况我们还得绕着走呢……”

“走他十年又算什么!”

“你是病人，是伤员嘛!”

“我明白，”张孟华说：“但是我还是好好的活人哩!能走不能走我自己还不知道!”

李冬生似乎被指导员的话打动了，动摇着。

张孟华又接着说：

“老李，看，我的腿好好的，左胳膊受伤，暂时用不着它，右手能打枪。病嘛，更算不了什么，云南这地方，水土不服，没什么奇怪的。”

张孟华被留在群众家里养伤养病，刚刚才一天，但是，在他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寂寞和痛苦。这种烦恼在他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他当红军以来，无论是开辟苏区，或从苏区撤出来，在多少次危险情况下，他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在几次大围剿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打了不知多少仗，从来是和红军在一起的。突然要离开红军，那就像小孩离开了母亲一样，他怎么能受得住呢?

“老李，离开你们，我的伤，我的病可就难好了。一起走，我坚持得住的。”张孟华紧紧握住李冬生的手，乞求着，就好像李冬生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似的。

“真能坚持住?”李冬生急忙地问。

“当然可以，我想了又想，一定能坚持住的。”张孟华兴奋地说。

“是不是真的行哟?”李冬生犹豫了。张孟华和他在一起，何尝不是他最希望、最愿意的?对他说来，指导员是他的眼睛，是他的胳膊，是他不可缺少的伙伴。若不是陈政委决定了，李冬生宁肯背上他跋涉万里，也不愿意和他分开。若是因为水土不服……不，不会是水土不服。红军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哪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得了这么重的病呢?何况，他又受了伤。李冬生不说话了，他陷入思索中去了。

“不行，”杨大伯在门口回过身来，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不懂得保护身体哟，张同志又是伤又是病，哪里能三天五天就会好得了。”

李冬生仔细盯着张孟华那瘦弱而苍白的面孔，立即改口说：

“不行，不行，老张啊，你得留下来。”

“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才更了解，老李。”张孟华温和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