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切都是冷清清的、静悄悄的。

阳雀子在小林里“咕咕阳……咕咕阳”地叫着，只有它的叫声划破夜空，颤抖地传向远方。

淡淡的月亮好像是低低地挂在一家茅屋的烟囱上，想与那茅屋里面豆儿大的油灯灯光比一比谁亮。

这是一间十分简陋、破旧的茅屋。坐落在凤凰坡边缘紧靠着小路。附近有一片比这茅屋稍好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凤凰坡土豪赵文虎的财产。房子里边住的人都是他的佃户。这间小茅屋的主人当然更不例外。

茅屋里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闪着黄豆般的微光。靠墙角摆着一张木床一张竹床。整个屋子里除了一个破了边的小水缸和一个破木箱子之外，再没有什么陈设了。其余的只剩下一张树干钉成的桌子和一根树桩做的小凳子。

靠着桌子的竹床上坐着一个青年人。他头发蓬松、脸色焦黄，左胳膊上裹着白布，穿着一身蓝色的破旧老百姓服装，他坐在那里，习惯地摸了摸腰间的皮带，其实，他已经没有那条经常扎着的皮带了。他叹了口气，两眼瞧着灯光，像是凝思着什么事，又像是在发怔。

“孩子，伤口痛吗?”茅屋的主人杨老汉从另外一个床上坐起来，关切地问：“天都快亮了，你老是翻来覆去睡不好啊!”

青年人似乎是没有听清老大伯的话，只是轻轻地自语着：

“还没来啊!应当早就来了。”

“出不了什么事吧?”老汉披上破旧的夹衣，穿着草鞋。

“我想是不会的。”青年人沉默了一会，又重复着：“不会的，我知道。”

杨大伯从竹床旁边走到这个受了伤的青年人身旁，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地将那青年人按倒在床上，才说：

“不能坐起来。”

“没什么，老大伯，”青年人笑着说：“真的没有什么，没伤筋又没伤骨。”可是，他还是顺从地躺倒在床上，带歉意地看着老汉。

“就凭你这副骨头架子，又有伤，可不是三天五日就能好了的。明天我去找好医生来给你瞧瞧。”

青年人坐起来，他从身上取出两迭钞票，递给老大爷，说：

“杨大伯，这五十元是部队留给我的医药费，这一百元是路费，您找个地方放好吧。”

杨大伯接过钱，从墙角根取开一块石块，拿出一个小罐，装上钱又放进去问着：“到你们家得走多少天呀，孩子?”

“得一个多月，不过我想不从家走，想一直到西北去。”青年人边想边说。

“先别想这些吧，好了再作打算!”杨老汉又把青年扶下去睡好。然后到门外看了看，才回来躺在床上。

“杨大伯，我没有家，部队就是我的家，在你这里才过了一天，就像过了一辈子啊!”青年人叹着气。

“一辈子，一辈子……”杨大伯刚刚要埋怨伤员，就听见外面轻轻地响起了敲柴扉的声音。

青年人又迅速地从床上坐起来，凝神静气地听着。杨大伯急急地朝他摆了摆手，就走出去开门。

连长李冬生站在门外，他的脸上有一种形容不出来的难看神色，就像是失掉了亲人的那种悲伤的神情。

杨大伯一看李冬生的样子，便悄悄地问：

“出事了?”

李冬生默不作声。他停了一会，一把拉住老汉，扯着嗓子问：“指……”

“嘘!一夜没合眼，正坐着哩，小声点。”

“啊!”李冬生低下头来，怔了一下，迈步就走进屋去，瞧了瞧在床上坐着的青年人，便站在桌子旁边，双手按着桌子，就好像要从桌子上找到依靠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