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麦其土司说，他什么地方也不去，他老了，要死了。他说，本以为就要平平淡淡死去了，想不到却赶上了这样一个好时候。他说，一个土司，一个高贵的人，就是要热热闹闹地死去才有意思。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只是，我的傻瓜儿子当不成土司了。”

“我是最后一个麦其土司！”他冲着我大声喊道。

父亲的声音把母亲引来了。她是脸上带着笑容进来的。她扑上来，把我的头抱在她怀里摇晃着，在我耳边说：“想不到还能看到我的亲生儿子。”

她的泪水还是流出来了，落在我耳朵上，落在我颈子里。她坚定地表示，要跟土司死在一起。

这天晚上，解放军没有发动进攻。父亲说，解放军打仗不分白天晚上，他们从不休息。父亲说：“这些红色汉人不错，肯定知道我们父子相见了。”

于是，就把两个白色汉人军官也请来喝酒。

土司夸他们是勇敢的男子汉。两个勇敢的人也很不错。主张趁共军休战的时机，把女人和不想再打仗的人送出去。父亲说，人一出去，他们的机枪就扫过来了。我们便继续吃酒。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远处，红色汉人燃起了大堆篝火，火苗在夜色里像他们的旗帜一样鲜明地招展。我出去望那些篝火时，尔依出现在我面前。从他脸上的神情就知道，老行刑人已经死了。但他没有提老行刑人的事，而问我索郎泽郎回没回来。我告诉他回来的是死了的，胸口上有个大洞的索郎泽郎。

他带着羞怯的神情小声说：“我猜到了。”他还说，“行刑人没有用处了，我也要死了。”

然后，就像一个鬼魂突然从我身边消失了。

半夜里，月亮升起来。一个军官用刺刀挑着一面白旗，踏着月光向红色汉人的阵地走去。他一出去，对面的机枪就响了，他一头栽在地上。机枪一停，他又站起来，举着白旗向前走去，机枪再次咯咯咯咯地叫起来，打得他周围尘土飞场。对方看见他手里的白旗，不再开枪了。下半夜，他回来了。解放军同意，官寨里不愿抵抗的人都可以出去，不会受到机关枪的封锁。

这个勇敢的人感慨说，对方是仁义之师，同时，他又感叹，可惜他们和这些人有不同的主义。

最先出去的，是一些白色汉人士兵，他们把双手举得高高的，往对方阵地去了。土司手下怕死的人们却向西，向着还没有汉人到达的地方去了。麦其土司要我离开，我看了看母亲，她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既然她都不愿离开，我也不能离开。大家都知道，对留在官寨里的人来说，这是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大家又开始喝酒。这是春天正在到来的晚上。湿漉漉的风把空气里的硝烟味道都刮跑了。从官寨的地下仓库里，一种略带点腐败味的甘甜冉冉升起，在似睡似醒的人们身边缭绕。汉人军官不知这是什么味道，掀动着鼻翼贪婪地呼吸。麦其家的人都知道，这是仓库里的麦子、白银和鸦片混合的味道。在这叫人十分舒服的如梦如幻的气味里，我睡着了。

这一晚上剩下的时间，我一直都在做梦，零零碎碎，但却把我一生经历过的事情都梦见了。当太阳晃着眼睛时，我醒来了，发现自己睡在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里，就睡在小时候睡的那张床上。就是在这里，那个下雪的早晨，我第一次把手伸进了一个叫桑吉卓玛的侍女怀里。就是在这里，那个下雪的早晨，画眉鸟在窗子外面声声叫唤，一个侍女的身体唤醒了沉睡在傻子脑袋里那一点点智慧。我的记忆就从那个早晨，就从这个屋子，从这张床上开始了。那年我十三岁，我的生命是从十三岁那年开始的，现在，我不知道自己多少岁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从镜子里看着自己，天哪，我的额头上也有好多皱纹了。要是母亲像多年前那个早晨一样坐在这房间里，我就要问问她，她的傻瓜儿子有多少岁了。三十，四十？还是五十岁了？好多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走到窗前，外面，大雾正渐渐散去，鸟鸣声清脆悦耳，好像时间从来就没有流动，生命还停留在好多好多年前。

我听到了画眉的叫声，还听到了百灵和绿嘴小山雀的叫声。

突然，鸟群从树丛里，从草地上惊飞起来。它们在天空里盘旋一阵，尖叫着不想落到地面上来。最后，却一抖翅膀飞到远处去了。四野里一片安静，但人人都感到危险已经逼近了。高大的官寨里，人们提着枪奔跑起来。占据了每一个可以开枪的窗口。

只有土司太太没有紧张地跑动，她吩咐下人在小泥炉里烧好茶，打好一个又一个烟泡。她用牛奶洗了脸，喷了一身香水，穿上一件水红色的缎袍，在烟榻上躺下来。她说：“儿子啊，坐一会儿吧，不要像傻子一样站着了。”

我坐下，握着枪的手给汗水打湿了。

她说：“让我好好看看你，我跟你父亲已经告过别了。”

我就傻乎乎地坐在那里叫她看着。小泥炉上的煮着的茶嘟嘟地开了。土司太太说：“儿子，你知道我的身世吧。”

我说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