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名顺流而下的时候，那两个英国商人也跟着启程，他们二人本来在记录成都的物价、手工业品种类，但得知下游风云突变后，这两个人饶有兴致地观察了四川的动员情况。对这两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情报，决定他们是否还有兴趣和明军进行商业往来。而在邓名启程时，这两个英国商人也急忙要求跟着同行，邓名思考了一下，同意了他们这个要求，向潜在的贸易伙伴展示军力没有坏处。

“公爵大人的议会成员比我国的议会成员更复杂，可以在避免的不满的情况下征更多的税，动员更多的士兵，不过这样军费花销也更大了，算是更有利弊吧。”一个英国商人和邓名站在船舷边聊天时，伸手指了一下岸边熙熙攘攘的人群：“要是在我国，水手根本不用付钱，直接从岸边抓就可以了，反正渔民在议会中也没有代表。”

邓名顺着英国人的手臂看了看，江边的四川渔民已经看到了邓名旗舰上的两面军旗，虽然他们对断箭旗还不熟悉，但都认出了三堵墙旗，纷纷用木浆和棍棒击打着水面，向出征的帝**队发出欢呼声。

从这些笑逐颜开的热切支持者脸上收回目光，邓名转头问英国商人：“你们并非军队，抓本国渔民不犯法吗？”

“当然不犯法，我们会向国王和女王陛下交税，商人在议会中有代表。”英国商人理直气壮地答道，同时还一脸崇敬的追忆起他们伊丽莎白女王：“女王陛下发现英国的水手太少，若是连番大战未必经得起消耗，就立法规定每周三天不许卖肉只需卖鱼，这大大增加了英国渔民的数量。海军或是我们扬帆出海时，就在海岸边抓渔民服役，从来不愁水手不够。”

根据英国商人的描述，现在英国渔民由于没有议会代表权，和中国佃户的遭遇也差不多，甚至还要可怕，因为随时可能祸从天降，被一条过路的战舰或私掠船抓走。据英国商人说，他停靠在崇明的商船上就有大量这样绑架来的本国渔民，靠岸后，这些底层英国水手还都被锁在船只的甲板或是大炮上，以免他们逃亡。

“这些人都是凶残无知的野兽，”一个英国商人显然很聪明，汉语已经相当熟练了，另外一个也在努力学习中，还能和邓名讨论一些有关美术和音乐的高雅话题，但说起被他们绑在底层甲板里的英国同胞时，商人显然没怎么把他们当人看：“他们浑浑噩噩的脑地里整日就盘旋着叛乱的念头，一有机会就会谋杀领导他们的绅士和资深的水手；要不就在货舱折磨可怜的黑奴，有的都被他们搞残疾卖不出去了；到了贵国后，也绝不能放他们上岸，否则他们就会当街杀人，制造事端。”

对英国商人的评价，邓名不置可否，无论如何，能为明军提供货物的是这些充满探险精神，完全没有道德负担的英国船长，而不是那些锁在甲板下的可怜水手。

从成都到叙州一路上，听说消息的川西百姓都向明军舰队致意，经过叙州的时候，那里的人已经知道军队是为了确保帝国在下游的利益而紧急动员出发的，各种补给品在各个商行的配合下早已经准备好，让明军能够不做停留地通过叙州，尽快向目的地前进。

在英国商人的的私人日记上，他写下了对邓名的印象：“公爵年轻而且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令人尊敬。公爵的卫队装备精良、士气高昂，不过公爵也告诉我，这种军队数量并不多——这毫无疑问，因为如果公爵手下全部的军队都是这样的勇士，那鞑靼人不可能占据大半个中国。面对鞑靼人的压力，公爵并没有死抱着权力沉到海底，而是慷慨地拿出去和朋友和领民分享，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和效劳。我得承认公爵赢得了我的好感，而公爵的领民也都很聪明、乐于服从比他们更高贵的绅士和军官的指挥，和鞑靼人手下的那些头脑简单的农民完全不同——鞑靼人的很多底层士兵和我国的愚蠢渔民一样叛乱成性，必须要用皮鞭抽着才肯干活、用武器指着才肯打仗。”

抵达重庆前邓名已经知道了谈判结果，高明瞻老老实实地购买了二千万元的战争公债，并为此向四川工业银行支付了二十五万两白银。郑成功的去世让局面变得危机四伏，如果高明瞻一伙儿都敢不把川军的威胁当回事，那就算不做珠宝生意了也要把他们赶出重庆，虽然不认为这种情况有很大可能发生，不过邓名还是做好了登陆作战的准备，现在可以解除戒备，让舰队全速东进。

“你们告诉他们我们会用欠条偿付了吗？”邓名询向于佑明的合伙人询问道。

“告诉了，”工业银行另外一个董事急忙点头，根据邓名和工业银行的协议，他们只需要向明军提供十九万两银子就可以，这样他们一转眼就赚了六万两银子：“本银行董事会一致决定，从今天开始愿意全额购买帝国战争公债，希望能够把公债优先出售给本行。”

“这个你们去和熊行长谈判好了，他负责后续的战争公债的发行，等巩老先生回来后，就是他们二人共同负责。”邓名答道：“你们为国效力，我想他们都会尽力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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