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嘉骏挺直腰杆，摆出一脸长辈样：“孩子啊，人心比鬼子可险恶多了，你别以为自己脱了缰就是野狗，怎么做人不是社会决定的啊。”

她几乎没这样训过人，说完话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拉着小三转身就走了，回个头，发现黄达鸣冲着湖面发呆。

果然，即使战争结束了，现世的磋磨也没有结束啊。

两人例行的饭后溜达结束便回了家，新家在中山路附近的官巷口，离她最肖想的西大街其实有点远，但这住宅是秦梓徽的属下给找的，人家好意，还给找了市中心，她便也就将就住了。

官巷口原名寿安坊，因为沿着南宋时的御街，是文武百官聚居的街道，所以就得了官巷这个名字，有土豪自然有经济，这么多年了，这儿一直车水马龙的。

前些年被占领的时候有不少日语的匾额，现在都拆了下来，生意人们重新拾起了自己的营生，生活节奏恢复得很快。

刚到杭州的时候，政府号召有能力的人都投入复兴大业中，作为“官太太”总容易“被”首当其冲，为了不坐以待毙，黎嘉骏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特长，在秦梓徽出发前往诸暨等地收缴战俘物资时，她便被分配到了富阳一个凌桥收容所协助处理战后战俘遣返工作，主要进行一些和日本人沟通的事宜。

其实这些年，杭州也在进行奴化教育，年轻一点的人进行一些日语日常沟通还是可以的，但被迫学和主动学到底不一样，黎嘉骏的常用词汇里就没什么所谓的“天皇”和“太君”，与战俘交流起来平静而自然，相比其他临时抓包来的“日化教育”出身的人完全两个姿态，所以很快就颇受重用。

可黎嘉骏并不爱干这活儿。

太闹心了，她和所有的中国人一样，觉得这些人就不该有这么好的下场，就应该关进奥斯维辛那样的集中营里虐一虐才能爽，听闻关东有不少战俘被送去苏联的时候都是身无长物，可这儿，不仅给吃给喝，回乡还让带钱和生活用品，好像唯恐他们回日本过得不好似的。

日本人这时候不能算战俘了，他们大多是难民，在这方面倒是对他们感恩戴德的，而且相比中国人，他们更清楚过去这些年被他们抓去日本的中国劳工会是什么下场，就好像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在战时遣返的俘虏回到部队会有什么下场一样，所以将心比心，面对这样一个厚道到有点苏的民族，除了感激和配合也没什么可表示的了。

但黎嘉骏心里总觉得他们扎堆聊天时在说他们傻……

工作期间她请假去了一趟上海，与家人会合了一下。

二哥进了航运部就是去做劳工的，全国各地几百万日本战俘全要运，还基本全靠水路，他忙得脚不着地，但好处就是，他竟然有幸去密苏里号围观了一下，回来时激动得话都说不出，干起活来倒是心甘情愿。

只是他心甘情愿了，别人却不心甘情愿。

九月初的时候民·国政府迁回了南京，在那儿接受了中国战区受降仪式，相应的，维荣他们也跟着来了，他几乎刚落地，就联系上大哥，想让他在商务部兼个职，中间还提到要给二哥在交通部提一提，顺便让秦梓徽停下手头的活，现在南京是没空缺了，可是在上海谋个差事还是可以的。

黎嘉骏都惊了，军统势力大她知道，竟然大到可以四面打招呼的地步，而且听口气，只要拿点钱通通关系都可以解决，如果照着维荣的说法做，那他们全家几乎能成了下一个蒋宋孔陈！

维荣野心太大，全家都表示吃不消，黎嘉骏甚至都有些愧疚了，要不是她招来这么个人，也不至于现在想一块暖宝宝那样烫肚子。

二哥却不以为然，他以为真正招惹上这群人的首先是他，其次：“他会变成这样谁都没料到嘛，保不定其他活下来的到现在也会变呢？”

“才不会咧！”黎嘉骏下意识的反驳，“维荣当年就绵里藏针皮笑肉不笑的，和他一道的可真的很。”

“活下来了吗？”二哥知道周书辞。

暴击！无言以对。

若是都拒绝，那去意之明显一目了然，维荣现在急需倚仗，三天两头就来联络大哥，大哥无奈，本想一不做二不休全家一起上船就走，可此时全国大部分运力都集中在遣返日本难民上，去美国的票千金难求，好不容易弄到几张，就迫不及待的以老爹生病要赴美治疗的理由，让大嫂带着两个孩子陪着老人家先一道从上海上了去美国的船。

秦梓徽本想让黎嘉骏一道去，结果反而是二哥反对，家眷都走了，在大陆就剩下三个光棍，以维荣的能力肯定会有猜想，可不能票还没弄到就让人下绊子了。

于是现在的局面变成了，秦梓徽和二哥制造热情工作假象，大哥努力弄船票，黎嘉骏则带着小三儿装累赘。

她在难民营干了一个多月后就回到杭州，每天带孩子看英语，等待着双十国庆节，到时候秦梓徽可以放假回来，而她可以堵到外公，然后没有遗憾的离开，据说票的事情已经有眉目了，可能十月十五号就可以出发，时间堪称紧迫。

家人的去意比她还要迫切是她万万没想到的，但细想之下也情有可原。

毕竟在重庆，有一场谈判，已经进行了四十多天。

也该有个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