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lign="ener">

从某种意义上讲，17世纪冶炼钢铁这门生意，与铸造铜钱、开采金银矿山，没有本质的区别。m因为，这是一个钢铁，也能被当做钱使用的时代。

中国、朝鲜、日本、欧洲等等文明国家，普通的小家族仅储备金银货币，而一些上档次的家族更乐意与储备钢铁。尤其是钢——五斤钢至少能换一斤银，用先进的技术炼钢，甚至比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殖民地冶炼金银，更加有前途。

工匠选择将银子折算成天津钢铁公司的股票，毫无疑问是非常有远见的买卖。肖图白对于他们的选择，更表示赞赏。

因为，这标志着股份制文化，在特区已经深入人心使然，也标志着特区政府的信誉，甚至是高于大明朝廷的。崇祯年间缺钱，制造了一堆劣质铜钱，以至于商家几乎拒收崇祯通宝。而崇祯皇帝想过恢复宝钞印制，召集一些富户，用一折的低价将印刷的宝钞发给商人，结果商人们纷纷避而不见，因为大明的宝钞，信誉早就破产，连废纸也不如。

而在特区，一些国营企业公司发行的股票，成为了商人、官员、员工们踊跃拿着真金白银抢购的稀缺物资。虽然，特区没有成立专门的股票交易所，但是股份制的信誉，已经是深入人心，人们这些股票不是废纸，而是代表某个公司的权益份额。

当然，私营企业的股票，暂时还未获得民众信任。但是。特区政府所设立的一些企业，股票甚至能够当做货币去使用。

尽管股份制发展的非常迅猛，但是肖图白还未成立专门的股票交易市场。股份制是好，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好。

因为，股票市场一旦成立，人心就会变得更浮躁。人们热衷不断的买进、卖出倒腾股票，而不是股权当做恒产一般持有。

特区的股份制文化，更多是将公司的股权视为“恒产”，希望持有股票的人，应该是公司的合伙人以及员工。

尤其是。让员工们持股意义更是重大，让员工感觉到公司有一份，每天的劳动，也是给的股权创造效益。

肖图白暂时不准备成立股票交易市场，这倒不是对于投机者的反感，反而是对投机者的同情和保护。一旦证券市场开启，投机者们热衷于不断交易，每一次交易都是要上缴印花税和手续费的。事实上，证券市场的投机者。绝大多数都处于输的概率。输并不仅仅是判断了涨跌行情，而是一次次的向市场缴纳手续费。如果按照每次交易需要千分之二的手续费来算。一年250次交易日，每天都做出一次买进和卖出。那么，一天上缴千分之四手续费，一年上缴相当于本金的百分之百的手续费。投机者如果不能赚到比手续费更多的差价，便会导致亏本。热衷于不断交易的投机者，哪怕时常中有无数优秀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们依然会败给手续费，或者说败给。

与勤劳的投机者们概率偏输相对。“懒惰”的投资者们，概率偏赢。因为。投资者投资一家好公司后，往往经常研究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是只看而不轻易买卖，减少了向市场缴纳手续费的次数。于是，投资者输赢概率主要是和公司的盈利相关。

员工持股，一般都属于长期投资者，概率偏赢！事实上。一家公司的股票是否值得持有，一家公司的员工是最清楚。愿意持有一家公司股票的员工，皆是对公司前景有着乐观的看法。

而让员工持股，也能淡化资本与工人之间的区别。并且。优秀公司的股票，能够孵化大量的资本家。哪怕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员工，如果能够跟随公司成长。假设一家公司每年盈利25%，十年即可增长十倍，而三十年能够增长一千倍。这样的公司，在公司规模很小的时候持有股票，退休的时候，哪怕小股东也纷纷成为了资本家。工业时代，很多行业发展是看不到瓶颈的，有生之年看到资本增长一千倍一万倍，并不是不可能。

而农业社会，一名佃农根本不能分享地主兼并扩张的成果，也不能做到年轻时候有一亩地，年老的时候通过经营一亩地复合增长至1000亩地。

事实上，肖图白认为，中国古代历次资本主义萌芽，未蜕变为真正的资本主义，除了对于工业和科技的重视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没有产生大量孵化资本家的制度。股份制利用得当，其实是可以大量孵化资本家的，从而推进农业社会向资本社会转型。

从某种意义而言，股份制对于资本社会的重要性。如同中国儒家社会以科举制为基石一般。

中国的儒家社会出现的科举制，令很多原本寒门子弟，拥有了当官变成了官绅地主阶级的机遇。于是，寒门子弟中的精英，纷纷转化为儒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历朝历代，这些地主官绅，皆成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主力军。

同样，股份制的出现，能够大量的孵化资本家，他们也是资本社会的维护者。欧洲的历史证明了，资产阶级是传统地主贵族们的掘墓人。自资本势力壮大后，资产阶级为了争夺的利益和话语权，粉碎了传统农业贵族们的统治，让欧洲进入崭新的资本时代。

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每次皆不能开花结果，是资本力量还太弱小，没有向地主集团争取话语权的资格和勇气。甚至，中国农业社会的规则太过于顽固，使得很多拥有资本的商人，大多是选择回归乡村变成了地主官绅。

当然，“天津钢铁集团公司”的成立。也是特区政府税收制度的新机遇。按照洪武皇帝颁布的税率，钢铁冶炼的税率是“三十税其二”。比之普通的商业税“三十税其一”，要高了一倍。也就是说，钢铁厂能够征收666%的税率，这是政府税收的突破性进展。

实际上，明朝如果能严格按照666%的税收，对全国的钢铁工厂进行征税，那么大明朝廷的财政根本不会缺乏。

明朝一年钢铁冶炼的收入能够达到4000万两白银的价值，按照法定的税率，理论上可以征收到260万两税银。

但是。明末的矿税已经名存实亡，一个省仅能收到几千两矿税，全国的矿税加起来收到的不超过20万两。而之所以税制败坏至此，也是因为明朝士大夫与皇帝利益不一致。士大夫们与地方豪强勾结，以抗税漏税为荣。朝廷向地方上的豪门收取合法税收，则被认为的鱼肉乡民。最终，豪门抗税节节胜利，朝廷不断废除所谓的“恶政”。然后，底层的农民就活不下去了。有钱人都不交税，自然就将负担压在社会底层。

说句诛心话。自古叫嚷不要与民争利者，皆是豪门权贵。因为，自古以来只有权贵是“民”，老百姓是泥腿子，一般是被忽视的。

真正意义上讲，与泥腿子争利，才是罪大恶极。与“民”争利的行为，要大大鼓励，因为从“民”身上刮到更多利益。泥腿子们的负担就轻了。而且，朝廷不与“民”争利，就意味着朝廷已经被这些“民”控制了，真正底层的泥腿子们就会遭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