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唐的紧张局面持续了十多日才基本停止下来，这还是最终没有乱起来的情况下。

目下时值九月初了，在这个北方地区，早晚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了。每过一个昼夜，那些处于山腰梯田的未收的粮食，都在危险一分。

目下损失已经造成了，城内许多在山腰处有田的农户哭红了眼睛，初步估计能收回三分之二的粮食就幸运了。所以形式才平稳下来的时候，那些百姓不顾一切的全家老小上阵，去抢收属于他们的粮食。

高唐损失这点粮食，对于高方平这个官老爷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大幸！

但是对于百姓几乎是灭顶之灾，那是他们一年辛苦的所得，有很多人都是佃户，也就是说田是地主的田，不论收成如何，他们都要把粮食交给地主最少六层半。他们自己留下三层半，这在以往够他们勉强的糊口，但是此番意外平均损失了三层左右的粮食，也就是说，除了缴纳给地主的，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凛冬将至”了，能否挺到明年，这得看执政官的良心以及水平。

最大的幸运在于，山腰处有一半的田是柴家的。抄家之际高方平查阅过柴家和他们的“协议”，统一的收取七层佣粮。

现在柴家被高方平整倒了，县衙就成了柴家的“合约权利继承人”。于是小高拿起笔一挥舞，定下了县衙的政策：但凡属于县衙的田，统一只收五层的租子，无附加费用，无潜规则费用。

这个规则将来有可能被高廉更改，但仅仅是可能。所谓的政府尽量的不能朝令夕改，昏官不懂这个道理，但是贪官懂。高廉就是个贪官，或者说正在朝贪官的路线努力着。但他不是个糊涂人，他深深的知道有些东西可以贪，而有些东西事关名声政绩，不能去拉仇恨。那贪不到多少却会毁了官声和政治声望。

所以就能得出结论，高廉一般不会更改高方平代理期间的这个政策。

作为官员也没有不喜欢捞钱。大宋目下是官皆贪这个可以肯定，只不过是吃相好看与难看的区别而已。大宋律规定官员贪腐一千贯的斩刑，依照这个出发点，大宋全体官员都斩了或许会有冤枉，但是隔一个斩一个的话，应该会有一大群漏网的。

好在朝廷还有个吏部，而现在又是张商英和时彦主持吏部工作，对政绩简历官声审核的相对严格。

吏部的确杜绝不了贪官，但是这样的审核制度能让大多数上进的官员吃相不要太难看，需要官员们掌握一个平衡点，如果太过分带起坏名声、带起较大的事件，虽然士大夫免死，但是大宋没说过士大夫可以一直升官，较严重的任期结束就靠边休息了，是的不会罢官，但是就等着领取点干工资混吃等死。

对于官员这个阶级来说，相比金钱利益，其实政治利益和官位对他们更重要。于是乎，这就是朝廷诸公的重要性，有一个好的吏部尚书，大宋一亿子民的生活就能上半个台阶。现在能指望的，就是时文彬的伯伯多活几年，将来他挂了，无论如何要把张商英推上位。这是吏部的重要性。

刑部这个部门来说是针对民的，不是针对官。因为大宋的政治制度导致他们不会去查官。但某种程度上，依据宰相定下的政策，刑部的相公能在一定程度上节制官员的丧心病狂。比方说但凡斩刑原则上要提刑司审核，涉及数量超过三人的，一般要由提刑司上报刑部审核。

这虽然蛋疼，却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节制官员悠着些的举措。因为若是天下的官员都如猪肉平一样可以胡乱挥舞屠刀，那么他们就能掩盖非常多的坏事，然后吃相太难看的时候就容易压制住各种消息，事件一般不会报出来。

这就是法律对政治的妥协。拥有他的时代意义，也是大宋政权不建议随意判处斩刑的原因。更是赵匡胤这个政治鬼才“杯酒释兵权”的另外一种形式。

很简单的道理，若是能够随便斩民、随便弄死下级官吏，那么手握军政法三权的封疆大吏只要一年，就能轻易的把治下变为国中之国。

在整个古代历史岁月中，大宋的山贼土匪最多，罪犯最猖獗，官府最懦弱。一部分原因就是官员免死而后不作为、民权相对过大造成的。这是坏处。但事物的两面性决定了它也有好处：老百姓相对敢说话敢诉求，甚至敢上梁山。这倒逼了整个官僚体系“悠着点”，其后造就商品经济、科工业的全面开花。

是的大宋有他的奇葩之处，这么低效贪腐的官僚体系显得根深蒂固，但它是唯一的一个到亡国时候，也没有发生全国性农民起义的一个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