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二叔准时来了医院，我跟二叔把东西搬进了车里，哥则背着母亲下楼。担心母亲颠着，二叔车开的比平时慢了许多。

母亲刚到家，邻居刘婶就拎了一兜鸡蛋来了，一进门跟着母亲就是一阵嘘寒问暖，母亲估计也是在医院憋坏了，话匣子立刻就打开了。

第二天就是大年三十了，贴对联，放炮，穿新衣服，这都是小时候乐此不疲的事情。

那时候，每每到了三十这一天，我跟哥就会组建起鞭炮小分队，拆散的啄木鸟鞭炮，火柴炮，摔炮，钻天哨，胆儿大点的小伙伴还会偷偷从家里拿几根大红袍大炮来，几个人围在一起，选出裁判，队长，然后就开始比谁的火柴炮声音大，谁的钻天哨飞的远。

穿了新衣服就跑到村口的桥头跟人比较，那时候不比牌子，不比质量，就比谁的新衣服最好看。

还记得好几次，别人夸我的夹克比哥的好看，他就各种威逼利诱骗我跟他换，当新衣服穿到他身上时，我就觉得亏了，然后就哭着喊着跑回家找母亲给我做主。

自从我们兄弟俩这些年外出读书，就很少有机会聚齐，在年三十这一天和家人一起，贴对联，放鞭炮，做年夜饭，看春晚，然后一起守岁。

天刚微亮，父亲就把院子里里外外的打扫了一遍，吃过早饭，太阳已经照得很有暖意了，母亲不愿意在炕上继续躺着，拿个小板凳坐在了院里照得正暖的阳光下。

哥在炉子上认真地搅了一碗浆糊，母亲不放心地过来指挥。

印象中只要在家的每个年三十，母亲都会搅一碗浆糊，农村的房子多，对联贴起来也多，母亲总说胶水粘不牢。

浆糊搅好后，我跟哥就开始了今天最重要的任务——贴对联。

“哎，这个可以，这个贴到西面那个书房上。”

“这明明就不是书房上贴的，你看上面写的五谷杂粮，肯定要贴厨房啊。”

“行行行，就你事多，赶紧贴。”

“哎，不对，左边一点，再稍微往下点。”

“你到底行不行啊，不行就我来。”

好几年没跟哥一起贴过对联了，年年岁岁如此，只要我们俩一起贴对联，那绝对是一个看不上另外一个。

母亲被我们俩给吵乐了，咧着嘴看着我们俩直笑。

“今儿晚上你们都别动，俺给你们来一桌正宗东北菜。”

在哈尔滨读了四年书的哥又开始吹牛皮了。

“吹吧你就，就你那手艺，也就只能整个小葱拌豆腐。还是放着我来吧，我至少能弄个纯正的新疆大盘鸡。”

多少还有点厨艺的我得意洋洋的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