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平舌音和翘舌音的区分，这两类音所领的字，在古代也是相区分的，即现在在这两类上不同的字，古代也不同。

所以即使不考虑翘舌音是不是古代没有的，这个翘舌音也是汉语的固有成分。

好比吴语、闽语的例子：其中有大量的鼻化元音，这是其他方言里没有的，显然这个语音形式是新的，但是仍然要说这些是汉语的固有成分，因为它们是用来区分固有音类的；比如闽南话里面的“酸”可以念做su，这个鼻化就是其他方言里用以区分sua和suan的不同的。

口语语音总是趋于简化的，往往不同音类会变得相同，即音位合并了。但是出于交流需要的明确性，口语往往会产生新的语音形式来维持不同音类的区分，即产生新的音位。

很多方言里都有这种创新形式。粤语里面介音i/u/y(即拼音u)消失了，为了维持这个固有音类的区分，粤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如长短元音的区分和一系列新的元音。比如有一套a:n-i:n-y:n对应官话里的an-ian-uan（还有其他对应形式，不叙）。又比如前述的鼻化元音。

问：部分官话里尖团音区分的消失是受了满语的影响么？

这个是一厢情愿了，其实尖团音满语是区分的。

事实上，这种区分的名字叫尖团音才是满语的影响：在满文里，代表尖音字声母s的字母是带尖角的，代表团音字声母h的字母是带圆弧的。

即使是现在满语也仍然有尖音，大家可以试听一下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新闻（锡伯语是满语的方言）。

这种区分的消失，就是前述的口语简化的正常现象。就和很多方言里平翘区分、n/l区分的消失一样。

问：官话里入声的消失也不是受了蒙语的影响了？

同上，其实辅音韵尾（就是入声）蒙语也有。

有人认为，从邵雍的皇极经世里入声和阴声（即无韵尾）相配来看，宋代入声就开始消失了。而且词韵里，不同韵部的入声混押也是入声趋于消失的表现。

何况，官话里入声的这种区分仍然以另一种形式存在，比如全清声母的阳平字（即声母是b/d/g/j/zh/z的第二声的字，如“达”“拔”“白”）除了少数新字都是古代的入声字，韵母是ue的字都是入声字。

按前述，从这个角度上说，官话的入声并没有彻底消失。

问：古代人说的话，应该和xx话一样么？

比如陕西话、河南话，这是一类；广东话、福建话，这是另一类。

前一类是认为语言在千百年里是不怎么变化的，这个显然是错误的。从那些采用拼音文字的语言的语音来看，三百年足以变化巨大，五百年足以造就一门全新语言。汉语自不例外。而且同一地域的人群并不一定有传承关系。这个也可以变，所以操古代方言的人群现在不一定仍在当地占主体，比如衣冠南渡、湖广填四川、江西填湖广、闯关东、走西口等，都极大改变了当地的语言生态。

后一类是同样认为语言在千百年里不怎么变化，不过是另一种表现形式。既然留居人群的语言可以变化，那么迁徙人群的语言也会改变。这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迁徙人群在新居地不一定占多数，因此他们的口语会受到当地人的冲击。比如一个东北人到四川十年，经常口音变得既不完全东北味，也不完全四川味。比如粤语里那些口字旁的大多数我们不认识的字，都来源于当地侗台语的底层。

问：那古代人怎么说话，我们没法知道了？

精确的肯定不能知道了。但大概是有的。古代人怎么出口，即语音上我们从韵书、韵文、诗歌来考察，辅以语言的普遍变化和亲属语言的对照，不过也只是拟测而已，只能是差不多，不能说就是。

但是，古代的语言形式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古代人怎么思考，即词汇和语法仍然留了下来。它们仍然活在书本里。就是说，只从语句上看，我们是知道古代人怎么说的。

这些书一般都不是典籍。众所周知，典籍是用秦汉时代的形式流传的，即之乎者也的文言形式。

（题外话：如果想学习文言文，经典的样本是早孟庄、中史记、晚韩柳。这些比较清晰流畅，基本不使用商周的词汇。教科书例子一个，“夜梦不祥开门大吉”，“宵寝匪贞排闼洪休”，后者就是商周词汇。）

乐府、民歌、语录、闲书一般采用口语体，即当时的人就是那么说话的。

从下面的口语变化可以知道，其实古代共通语和当代共通语（即官话）是一脉相承的。

问：我看到“爸妈”就觉得不像古代说法，爹娘才是。

其实，爸妈才是从古至今的说法。

前面说过语音是不断变化的，一般来讲，音类是整体变化的，即同一类音会发生相同的变化。但是有的字非常常用，变化了让人觉得不适应，因此就没有变化，大体维持了原有读音。

“父母”古代读音和“爸妈”大体相同，但是毕竟古代绝大多数人不识字。识字的人觉得“父母”已经从ba/ma改成fu/mu了，那么ba/ma怎么办呢？用新造的字“爸妈”来对应这个读音。

当然，也有的读音没有新造字，这就产生了不同的读音。

&nuo，而事实上它对应的是amita；

同样的“他/她/它”（这三个古代是一个字）也是。

可能这类字写成新造字，给人感觉不妥吧。但其实“爸妈”在唐朝的韵书里就有了。